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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了

 
1970 年代,我和“工农兵大学”的同学们
 
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了。说它奇怪,一个是指进学校的方式,另一个是指在学校学习的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试图进大学是在 1973 年,那年我没进去。
 
作为只上了一年中学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经过了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年的磨练和山西农村一年的重体力劳动。那年我二十一岁,正在沁县插队。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去太原师范读书前就生活在那里。记得我在坐长途汽车去沁县的路上,看着那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心里曾暗暗地想:当年爸爸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后来就到北京去了。想到这里,一个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隐隐地有些感动。他当年是怎么去的呢?一定是走着去的。因为他们家是穷人,恐怕出不起车费的。
 
我们那年上大学还是考了试的,记得为了应付考试,我请二姐帮我恶补数理化。因为我只上完初一,虽然是在当时北京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当时最好的师资,但是我物理、化学都没学过。我姐姐小时候参加北京数学竞赛获过奖。后来她以上清华都绰绰有余的高分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她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让她给我讲中学数理化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她解答我的问题深入浅出、玲珑剔透,让我着迷得不行,觉得数理化简直美得像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启蒙阶段,老师的水平至关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这样的老师,你准保会对最枯燥的数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并没有学理科。那年山西大学的老师去沁县招生,老师看了我平时读书做的厚厚的几本笔记,看样子就有心要我。后来怎么没要我呢?我猜有句话得罪了他。他是外语系的,问我想不想学外语,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实话:外语只能做工具吧。这话是只可以在心里想,不可以说出来的。可是谁让我那时候岁数小、阅历浅呢。后来山西大学就没要我。第二年,也就是 1974 年,我学乖了,不敢再挑剔专业了,结果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我说进大学的途径奇怪,是指我们那会儿都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老乡见我干活肯卖力气才推荐我。当然还要有关系——沁县是我爸的老家,哪能没点儿关系呢。最奇怪的还是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是考试分数却没派上用场——那年正好闹“张铁生事件”,白卷最时髦,所以考得好坏就毫无意义了。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二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大学。我说这个大学的学习方式奇怪,是指学生们的来历千奇百怪,也不好好学习,尽在那里串同乡会。
 
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有十来个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来自山西省各县。由于他们知道毕业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于是就无心向学,只是热衷于去找同县来的别系的学生社交,准备回到县里拉帮结派,相互提携。我当时倒是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从小受到节省时间的严格训练,就是在地头休息时间我也不敢放松,在那儿背英文单词。现在有了三年大好时光,哪舍得浪费呢?所以我当时真是很用功,看了不少的书。一个朋友看到我读书的那股狂热劲头,给了我一个评价:我觉得你就像一架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从来都不停止转动。我当时听了还有点儿不高兴:我当时正值妙龄,又是个女人,被人比作一架机器,能高兴得起来吗?虽然我知道他这个比喻没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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