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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潘金莲

潘金莲是一个由婚外情导致杀夫的女人,围绕着她总是争议不断。在川剧《潘金莲》上演时,争论的焦点是她的婚外情有没有反封建的意义:“川剧《潘金莲》上演后,从南到北,场场爆满。休息室里议论纷纷,座谈会上争着发言。全国近四十家报刊发表评论,褒贬不一。‘导致杀夫悲剧(注意:潘金莲的不幸与沉沦不是悲剧!)的祸因,并不在于这种婚姻本身,而在于潘金莲本人的内在因素’,这意思就是:潘金莲理应与武大郎白头偕老,只因她生性淫荡,方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犯罪。一位同志认为这场家庭悲剧是‘第三者’西门庆造成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认为,剧的主线通过潘金莲的沉沦与堕落,指明整个封建社会、一套封建礼教逼使妇女犯罪。上海的评论家胡伟民同志说:‘《潘》剧不仅是对施耐庵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挑战。’《潘》剧的观众正是有鉴于此,才高度评价了《潘》剧的进步作用的。但是,尽管《潘》剧是反对封建婚姻而不是否定一切婚姻,是谴责而不是宣扬淫乱,仍然有个别评论家担心它会‘对现在的家庭伦理道德带来冲击’。那么,这种极易受到进步思想冲击的‘家庭伦理道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年7月14日)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
 
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立场是原书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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