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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安全套的要害是反性

近年来,围绕安全套的争论屡屡发生。围绕四城市开展试点的“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的论争;围绕安全套自动销售机进入大学校园的论争;围绕某市公共汽车上安全套广告的论争;围绕安全套广告在传媒上解禁的论争等等。
       
安全套的功能一是防止怀孕,二是防止性病传播。从计划生育和避孕的角度看,安全套是绝对必要的;从避免性病传播的安全性行为角度看,安全套也绝对是有益的。既然安全套是一个对人的健康、对国家的计划生育国策都绝对有益的工具,为什么宣传安全套的使用还会引起异议呢?对这样一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类制品的使用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争论呢?论争背后隐藏的逻辑实际上是对性的一个基本评价,即:性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性是应当肯定的还是应当否定的。
    
本来,一种商品为自己做广告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涉及安全套就起了争论呢?问题就出在安全套的广告会引起某种联想,即对性的联想。由于性被当作一件坏事,一件应当否定的事,对它的联想才变成了罪恶的、下流的、低贱的、不洁的、暧昧的。如果性是一件好事,一件应当肯定的事,它所引起的联想就不会是这样的了。
       
性在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件坏事呢?我国古代的性文化是相当健康开朗的。西方的学者常常把古中国、古日本、古埃及的性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性文化相提并论,认为那时的人们大都把性看作一件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健康的事情,一件好事。
       
只是从宋明理学开始,官方的意识形态才开始把性看成坏事,把人的欲望和意志看成是和自然的规律相对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使我们丢掉了古代自然古朴的性文化。到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极端时期,性的话语甚至从公众话语中完全消失,对性的隐匿、规避、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革命样板戏”中,任何能够引起性联想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都被扫荡得一干二净。《红灯记》中的祖孙三代革命者最终发现他们并无血缘关系,“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如果铁梅是李玉和所生,就容易引起李曾经有过性行为的联想,而这一联想会损害革命者的形象。革命和性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
       
如今,这种观念已经显得荒谬和过时。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种观念的退出历史舞台绝不会是轻而易举的,它的余威还在,它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隐藏在关于安全套的大量论争背后。一旦我们将性是坏事这种陈旧的观念扭转过来,类似于如何处置安全套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一种健康的性文化就可以建立起来,而人们的身体就能够得到最有力的保护,从而避免“因虚(观念)害实(利益)”的悲剧,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情愿的怀孕和性病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
    
在我看来,反对意见还来自一种道德惩戒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要害是反性。它担心,一旦宣传使用安全套,就会产生诱导和提倡性活动的效果。由于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性是坏事,不应当提倡和诱导人们去做这件事,所以不应当宣传安全套。他们当中最极端者认为,性是应当受到道德惩戒的罪行。
    
这种极端观点的一个代表就是天主教会对待性和安全套的态度。从远古时代天主教刚诞生时,就以性为罪恶,到了20世纪末,世界已进入了所谓“艾滋病时代”,天主教仍旧坚守着反性的立场。天主教会甚至反对针对艾滋病提出的“安全的性”的口号,主张以禁欲和一夫一妻制作为解决艾滋病危机的办法。据一位天主教牧师宣称,在他所做的一项调查中,有46%的人认为“用安全套防止艾滋病是错误的”。许多政治家把艾滋病视为倒拨时钟回归性革命前状态的机遇,那时性处于压抑和秘密的状态。对于天主教右派来说,艾滋病是“上帝的惩罚”,惩罚我们集体的性罪恶,尤其是对同性恋和20世纪60-70年代性解放的惩罚。
    
在西方,性解放派和性保守派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60-70年代,性解放派占上风;从80年代开始,性保守派观念出现强劲回潮。保守观念回潮的80年代正是艾滋病刚刚被发现的年代。艾滋病在全世界的流行起到双重作用,一个是传播了60-70年代的性观念,另一个则是重新导致了性焦虑,其中最明显的是同性恋恐惧症和假道学观念的回潮。宗教界和右翼人士发起对性革命的全面反攻,声势浩大。例如,90年代末,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大力重申家庭价值,成千上万的男性参加了“许诺”运动,许诺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回归家庭价值,要做传统男权制意义上的好男人。这一运动尽管遭到女性主义的强烈抨击,也令许多自由派男性所不齿,但仍不失为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潮流。
    
保守派的梦想中的世界是一个从未发生过性革命的世界。这种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作为性革命发生前的典型社会形态,可以以爱尔兰为例,在那里,堕胎、同性恋至今都是非法的,离婚刚刚成为合法。保守派中最极端者是根本反性的,认为它是罪恶;不太极端者也认为,性只应限于婚内,一切在婚姻形式之外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仍然被视为越轨的行为,应当受到像艾滋病这样的灾难的惩罚。
    
关于安全套的争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要从事性活动,不管有安全套还是没有安全套。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由派改变不了这一点,保守派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于是,自由派只好出于爱心,主张“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性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就尽量使它成为“安全的性”吧。保守派的观点却是出于仇视和惩戒,在安全套的问题上,我国的性保守派与西方的性保守派、天主教右翼持有大致相同的意见。他们宁愿让人怀孕、宁愿让性病传播,也不愿让他们去使用安全套;宁愿让怀孕和性病去惩罚这些人,也不愿让他们“逍遥法外”。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多一些爱心,少一些仇恨,并且应当尽可能同右翼分子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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