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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连载】反性道德观背后的文化本质

反性道德观的渊源在于禁欲主义。禁欲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希腊人泽诺 (Zeno)。他在公元前315年创立的禁欲主义认为:通过压抑情绪波动,不计较个人享乐与痛苦,用忍耐所获得的贞洁是最高的善行,最完美的事业。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家认为:肉体是内心罪恶的证据;女人的全身和男人的腰部以下都是魔鬼的杰作;性欲的满足是俯身试毒;婚姻则是生命的玷污和腐蚀;性交是令人作呕的;是污秽而堕落的;是不体面的;是不洁的;是可耻的;是一种玷污。(坦娜希尔,155-156)
 
在基督教、佛教的教义中也都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的反性的成分。在基督教未产生以前,人们并不特别反性。在原始宗教中,原有褒性的成分,例如生殖器崇拜等信仰。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反性的成分战胜了褒性的成分,禁欲主义成为宗教的主流。基督教尤其是圣保罗的思想,为人们灌输了一种新的婚姻观,即婚姻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防止私通之罪。性交只能是为了生殖目的发生在婚姻之内的一种行为。
 
他认为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就连婚姻内的性交也不例外。即使是婚姻内的性交也是一件阻碍人得救的勾当,是一桩人类为了传宗接代不得不为之的罪恶,私通则更是该入地狱的重罪。那些结了婚的人或许还是可以得救的,而那些不肯悔悟的私通者却注定无法得救。他强调克服肉欲,把精神和禁欲联系在一起,把独身看得高于婚姻。圣保罗的观念得到了古代教会的重视,独身主义、禁欲主义被认为是圣洁的,并由此建构出一种反性的氛围。
 
罗马天主教并不像圣保罗那样认为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中,婚姻有两个目的:一是防止私通之罪,另一个是生儿育女。在这里,至少以生育为动机的性得到了容忍,不再被视为一桩罪恶。与罗马天主教相比,新教的婚姻观又有些不同,新教停止了对独身主义的赞扬,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离婚。但对于私通,新教废除了罗马天主教有关认罪和赦罪的规定,私通者将受到比罗马天主教更为严厉的道德谴责。
 
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摒弃了天主教把婚姻看成圣礼的观点,认为婚姻是上帝为人们规定的义务和权利,强调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性欲是上帝造物的一部分,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拒绝它,相反,还必须利用它并用好它。尽管路德和其他新教改革者把婚姻中性的作用神圣化而使反性的程度大大降低,但他们还是明确地反对婚姻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关系。
 
综观基督教的性道德,无论是罗马天主教或是新教,其基调都是禁欲的、反性的。宗教信仰对人的性观念和性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中,宗教更对人们的性行为模式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影响着当地的性习俗、性法律和个人的性行为。基督教会禁锢性活动的教会法,建立了一种异常牢固的性模式,12-15世纪英国习惯法法庭所运用的性法律,就是从这个模式中派生出来的。直到今日,美国刑事法庭的判决也仍基于这种习惯法。
 
反性的宗教在人的心中制造了性焦虑,这种焦虑成为每一种宗教道德的核心。人压抑自己的性活力,逐渐失去了追求幸福的能力,以及为解决生活困难所必需的攻击性。人变得越是无能为力,越是相信那些支持和庇护他的超自然力量。他于是渐入佳境,有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消极超脱。(赖希,135-136)中世纪的法规下隐藏着这样一个信念,即性快乐是一种原罪,因此性行为只是作为种族繁衍的必要手段勉强得到认可,除此之外所有的性欲感受和表达方式都遭到严厉的禁止。
 
禁欲主义的流行有时间、地域和文化的区别:在拉丁的欧洲,性自由并没有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样遭到无情排斥的扼杀。因此,精神分析学家对英国人的精神状态特别感兴趣,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神经症。英国人之所以在一切人中首先激起精神分析学家的好奇心,既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又因为他们的同质性。在英国人中,可以看到高度发展的端庄,或不如说是假装正经,这一点似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里达到了顶点。此外,还有人认为,北美社会的清教传统和反性政策可能比旧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更僵硬。禁欲主义社会氛围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人和一大批道貌岸然的男人。
 
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受人尊重并准备结婚的淑女的阵营;另一个是坏女人的阵营,由女仆和工人阶级女性组成。第一个阵营是贞洁而非性的;第二个阵营有性而不贞洁。在那个时代,对女性的生理特征有极多的言语禁忌。一些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淫秽的联想,就连某些钢琴的腿也用粗布遮盖了起来;吃鸡时不能说腿或胸,只能说黑肉或白肉;怀孕要说是处于一种有趣的状态;女病人在医生的诊室里不能脱衣就诊,只能在医生准备好的一个人体模型上指出她们感到疼痛的部位。
 
金西调查考察了清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三大宗教群体。在每一个宗教群体中,又分出两组:一组是该宗教中的积极虔诚者;另一组是不那么虔诚和比较消极的人。资料表明,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和哪种教育水平上,性的总体释放频率最低的都是正统犹太教徒、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积极的清教徒。各种宗教都极其强调性道德,其间的程度差异很小。它们都信奉只为生殖的性道德观,都把不可能导致生殖的性活动视为道德错误;都禁止自慰;都把婚前贞操的价值提到极为重要的高度。虔诚的天主教徒狂热地奉行这些戒律。他们不但限制自己的总体性释放,也拒不接受释放途径的任何变化和多样化。清教教会对性的禁忌处于不松也不严的中间状态,因此清教徒群体的性活动水平也就不高不低。正统犹太教徒在性方面很消极。这种性消极,无疑是犹太教法典和犹太性哲学强大压制的产物。没有哪一个社会阶层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原始的犹太教—基督教戒律,但是每一个阶层的禁忌都取自该宗教的基本性道德观。
 
相比之下,伊斯兰文化发展出一种带有抒情色彩的性观点,试图将宗教与性融为一体。西方基督教传统往往把性看作道德痛苦和冲突的焦点,在灵与肉之间,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制造了永恒的两重性。它创造了一种既否认肉体又无比迷恋肉体的文化。
 
有些狂热的禁欲主义者竟然反对预防梅毒,或对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的前景感到忧虑,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性自由。就像现在有人以为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那样,过去也有人相信梅毒是对性自由的惩罚。其实,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肯定不会是上帝对某些人的刻意惩罚。如果是那样的,上帝就要为人类的许多痛苦和死亡负责。上帝是不会乐意负这个责任的。人几乎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作自杀性选择的动物。即使某些事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是有人会去做。有人愿意得梅毒,有人愿意有很多性伴,有人愿意自杀。与其徒劳无功地絮叨某种疾病是对某种人的惩罚,不如让那些想得病的人得病;给那些愿治病的人治病。
 
除了宗教右派之外,女性主义的一个流派也持反性态度,但它不是像宗教那样从道德角度的反性,而是从两性关系角度的反性,其代表人物是德沃金。她提出:性是表达统治、仇恨和愤怒的,而不是表达感情的。(Devine and Wolf-Devine, 90)这种观点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异性恋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压迫的关系,应当予以抵制。
 
在东方国家,还有一种世俗的禁欲主义。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禁欲主义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而东方文化对性能采取一种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印度《爱经》产生与公元3-5世纪。古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正常而又幸福的人。道教认为性不仅有益于生殖,还有益于获得精神上的成长与和谐。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却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西方国家,有史家以20世纪20年代划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三缄其口的态度了。
 
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西方社会中性障碍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性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罗洛梅,48-49)
 
中国的情况仅从表面现象上看,就同上述情况有很大差别:性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样板戏《红灯记》。在这个样板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编剧的潜意识当中大约有防止人从血缘关系联想到生育、从生育联想到性从而败坏革命者形象的意图。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
 
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卖淫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淫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莫尼,穆萨弗编,521-523)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性氛围,也不同于现代的性环境。高度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氛围是以禁欲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它的根源应追溯到宋明理学和20世纪中国式的革命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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