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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回忆:我的妈妈为农民呐喊

妈妈从1946年人民日报创建时就到了报社,一直工作到退休。所以“报社”这个词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就是“家”的意思。看病去“报社”,上幼儿园去“报社”,洗澡去“报社”。妈妈的工作和家庭早就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在我访问妈妈时问到如果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样她选哪个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的古怪,不怪妈妈没好气地说:都是革命干部,不工作干什么?女人回家的说法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笑谈。
 
妈妈很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她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具体都有哪些争论、经过哪些斗争我不了解,但是“大寨”、“七里营”、后来是“包产到户”这些词在她嘴里出现频率很高。这都是她多次采访报道过的人和事。记得那年她在改革后重访大寨的一篇文章还得了全国新闻奖。
 
妈妈是带着感情去工作的,因为长期搞农村,她的感情就给了农民。我还隐约记得,那时我也就七八岁,妈妈爸爸每个礼拜天都带我们几个小孩去公园。有一次我们去了天坛公园。天坛公园那时候又大又野,里面还有农民种地。妈妈爸爸见到农民,就会过去跟他们问这问那,问他们的收入,问蔬菜的价钱——我后来做了社会学,启蒙的根子也许该追到这儿吧。
 
妈妈对农民的感情还表现在对她的保姆身上。她是一个安徽无为的农妇。妈妈为了让她多挣钱,允许她在闲着的时候到别处去打工,一般的雇主都不会答应保姆这样做的。妈妈还无偿地接待她的儿子女儿亲戚,以致每礼拜我回家看妈妈,保姆那屋总是人声鼎沸。在我的印象中,妈妈的家就像个大车店。过春节、劳动节、妇女节妈妈还要给保姆发节日奖金。报社北边的农贸市场一开张,妈妈就成为那里的热情顾客,再不去国营商店买东西了。好像在那个农贸市场上卖菜的农民就是“农民富起来”的象征。就连沙发、写字台之类她都请街上游动的农民木匠打,钱不少给,打出来的沙发硌屁股。我隐隐地觉得妈妈是在为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搞副业做忏悔、做补偿呢。
 
有一次我代表妈妈去看望她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大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妈妈。这确实是对妈妈一生的恰当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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