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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花与解毒剂

文章为:李静为王小波选集写的序

纪念王小波诞辰64周年 ▏早期作品手稿首次曝光 ▏牵牛花与解毒剂

2016-05-13 文/李静 青菁部落

李静为王小波选集写的序,非常精彩

王小波(1952.5.13—1997.4.11)逝世已近廿年。他的全集、选集一版再版,同道、论敌遍及天下。此名一经提起,人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北宋揭竿子的那位”,而是他,一位作家。爱之者甘之如饴。厌之者摇头不已。始爱终弃者自感棋高一着昨非今是。王二的读者,没有中间状态。

在他的长篇小说《寻找无双》里,衙门巡捕王安老爹指出: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种是奸党”。显然,从巡捕的眼光看去,王小波依然是奸党,虽然他已不在人间。好在世界上不只有怀揣镣铐的巡捕,还有其他人。因此,这个句式还可以改写为:“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巡捕,一种是我们。”在这样的“我们”中间,还是可以谈谈王小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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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一生创作了以“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唐人故事》为代表作的三十余部长中短篇小说,一百五十余篇、三十余万字的杂文随笔,以及舞台剧本、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和社会学著作(与李银河合著)等多种文类,并有若干书信和未竟作品留存于世。

王小波用杂文表达他的“信”,以小说承载他的“疑”。

杂文随笔是他小说写作的余墨,也是他参与生活的方式——他以此表明“对世事的态度”,“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之内”。他申明,在此论域里,他首先要“反对愚蠢”,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其次他“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当代杂文乃是针砭时弊、干预社会、关切民生的一种文类,王小波杂文的卓异之处在于:他以独有的声腔和文体,把“智慧”和“有趣”破天荒地纳入社会伦理论域,同时,他也一再把道德判断转换为智力判断,由此突破了社会伦理探讨的单一道德向度:“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智慧”作为蒙昧之敌,在王小波的作品里乃是道德的前提,更是道德本身,而与道德灌输势不两立:“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假如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在王小波这里,“智慧”非关中国传统式的机诈权谋、兵法思维,而与古希腊哲人“探寻万物之理”的超功利求索同义:“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而追寻智慧之路,“用宁静的童心来看……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他用如此不竭的热情,恳请读者看到:智慧乃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和爱的渊薮。

王小波的每篇杂文皆是他与社会思潮直接对话的结果,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五个范畴:

一、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凸显的权威欲和泛道德化倾向,王小波申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环境与责任的看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而非成为辅助权力统治、营造精神牢笼、专事道德判断的“哲人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能否创造、创造什么,则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这样的人”。只要压抑自由的反智环境存在着,则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多数人当然会变得“滑头”。但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王小波如此表述才智之士对人类精神事业的生死相许,同时也含蓄表达了他的个人信念。

二、针对国学热、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王小波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和创造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期望孔孟哲学拯救全世界,纯粹是民族虚荣心使然。他援引古今大量的荒诞事实和荒谬思路,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这也可解释为何中国无法产生科学:“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不可能有科学。”面对甚嚣尘上的国学热,他果敢做出诛心之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这些知识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此语衡之今日,依然令人心惊。

三、针对九十年代国内外盛行的“‘文革’是一场实现激进民主、抵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伟大实验”这一“新马”派论断,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法,直接诉诸自己创伤荒谬的“文革”经验,将这一浩劫对个人价值、自由、智慧和道德的戕害,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思并非对“文革”作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而是对浩劫背后反智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清算,并时刻警惕它在今天的复活。同时,有些篇章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荒谬残酷,个人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绝非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所能了事;个人也时刻拥有选择沉默和保持人性的机会,只要他能抵御“话语权”的诱惑,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沉默的大多数》、《积极的结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肚子里的战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是此一论题的代表之作。

四、有关文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的一般性观念探讨,在王小波杂文随笔中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感于中国纯文学的幽闭、世故和说教,王小波尖锐批评其“无智、无性、无趣”,坦陈自己的文学观与之相反——智慧、性爱和有趣,是他写作的价值前提,“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这是因为,“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自陈他的小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有感于社会学研究(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和李银河共同参与的同性恋研究)过程中的阻力与禁忌,他申说人文研究的诚实原则:“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如此之扁。”

五、在漫谈大众文化和中西日常生活时,揭示隐含其中的传统/官方价值观的压抑性,张扬个人尊严、自由与创造力,也是王小波杂文的重要方面。这些文章为报刊专栏而写,皆短小精悍,举重若轻,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他从对Internet“不良信息”的控制,步步后退地推导假设,最后引申出一个冷峻的道德难题: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他人权利屡遭压缩之时,你是否可以无愧地赞成这种压缩?“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王小波的答案不言自明。

因坚决反对伪道学、假正经,王小波一口咬定他的杂文“也没什么正经”。但综上所述可以见出,他的杂文不但“正经”,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布道——布爱智恶愚之道,布精神成熟与自由创造之道。他的杂文游走于个体与人类、外向与内省、幽默与严肃、情感与理智、常识与哲学、逻辑与悖谬……的多重张力之间,形成了他风格独具的“小波体”。

“小波体”的布道一反惯常说理文章独白式的教师口吻,而用和读者平等聊天的朋友口气行文;一反直接说理的中心化论证方式,而以“去中心化”的曲线叙事与故事暗寓,将他的道理、意图点到为止。王小波杂文里的故事,有着化繁为简、化重为轻的功能——它们成为一个个普遍性的譬喻模型,角色情节与论题平行对位、水乳交融,于是,某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传统说法,为强权辩护的“西方”理论,在简洁的譬喻模型中,不体面之物欲盖弥彰。(诸君不信,请读《“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一文。)此种写法的背后,是王小波对个人理性的信赖和对教条灌输的拒绝。这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文体态度。顽皮的小说笔法与简朴的哲学思维交互穿插,使他的伦理之辩成为一场清新的旅行。

幽默思维是王小波杂文最魅人之处,它在逗人大笑之际,凸显强制性力量的荒谬逻辑,从而爆发出醒世的力量。幽默是内庄外谐,既需以温和宽厚的态度做底,又需有发现“理性倒错”的毒眼和制造“反转突变”的巧智。幽默之“笑”往往产生于对比——经验理性和荒谬现实的对比,僵硬理念和真实经验的对比,惯性思维与意外现实的对比……当这些“对比”以波澜不惊、不动声色的“突转”方式出现时,幽默感顿生。

逻辑思维是“小波体”的躯干部分,效果最强烈者莫过于逻辑归谬法——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经过煞有介事、毫无破绽的逻辑推衍,最后得出荒诞的结论,由此揭示出前提的荒谬之处。而逻辑本身客观、明晰与层层推进的力量,构成了每篇杂文的骨骼,也为读者搭建了一个间隔激情、理性判断的空间。由此,王小波杂文无意间扮演了“重估一切道德”的角色,提醒人们在智慧的增进中孕育勇气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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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早期的“生命驱动”到成熟期的“思想驱动”的过程。

整个七十年代的手稿时期直到1980年中篇小说《地久天长》在《丑小鸭》杂志发表,属于王小波创作的早期阶段。对比“文革”时期的官方文学和1977年之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会感到王小波的早期作品是来自另一个谱系,另一种头脑。它们流淌着奥维德、马克·吐温和萧伯纳的血液,怪诞变形、温暖诗意而又幽默毒舌。这些小说取材于知青生活(《绿毛水怪》、《战福》、《这是真的》、《这辈子》、《地久天长》)、民间传说(《歌仙》)、城市日常(《变形记》)、心中幻梦(《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手法多变,清新质朴,人物在日常逻辑中行事,却在可能性的尽头突然发生奥维德式的变形——人变驴、变狗、变绿毛水怪,或男女互变……赤子柔肠和顽童心性主宰了这些作品,全无革命意识形态的规驯烙印。尼采曾言“在自己的身上克服一个时代”,诚如是。

荒蛮时代,如此心灵怎样长成?在写于七十年代前期的《绿毛水怪》里,少年男主人公陈辉和女主人公妖妖在中国书店里找到了自己钟爱的书,实际上,这是王小波少年时代的局部书单:安徒生的《无画的画册》(“谜一样的威尼斯,日光下面的神话境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妙不可言!”),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马上就看得入了迷”),《小癞子》、《在人间》(“世界上的好书真多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我永远也忘不了叶菲莫夫的遭遇,它使我日夜不安。并且我灵魂里好像从此有了一个恶魔,它不停地对我说:人生不可空过,伙计!可是人生,尤其是我的人生就要空过了,简直让人发狂。”),莱蒙托夫(“不朽的抒情短诗”),普希金(“她喜欢普希金朴素的长诗,连童话诗都喜欢”);他对《短剑》、《牛虻》有所保留(“后来我们长大了,这些书看起来就太不足道了,可是当时!”);对《南方来信》、《艳阳天》之类的书(“呵……欠!!”),田间、朱自清、杨朔这样的作家(“妖妖,你叫我干什么?你干脆用钢笔尖扎死我吧!”),“我”决然掉头而去。

《猫》、《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至今撼动人心。《猫》表面上写的是一只只被挖去双眼的小猫和叙述人从哀怜、震惊到妥协、合流的变化过程,实是一篇追究残暴、拷问良心的慈悲之作。《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书写了至真至纯、天人永隔的爱恋,不事声张却离经叛道的精神生活,其清新决绝的人性视角,轻柔敏感的心灵世界,栩栩如真的魔幻/写实手法,拥有穿透时光的魅力。两篇小说都是“相恋的精神同谋与整个荒谬世界相抗衡”的故事,到王小波的创作成熟期,这类故事遂发展成为一个叙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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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故事》初版于1989年(出版时名为《唐人秘传故事》,“秘传”二字系编辑所加),是王小波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已是一部艺术纯熟之作,延续了鲁迅《故事新编》古今对话、以今拟古的叙事传统。

与鲁迅的老成气质不同,《唐人故事》弥漫着强烈的童话气息。这些“唐代人物”,主体性极其丰盈,游戏精神高度充沛,乖张有趣,怪念迭出,多是女贼男盗不伦之徒,常有打赌竞赛捣乱之举。故事的每一处转折,完全不靠这些人物在紧急情境中的被动起落(这种情况基本不存在),而是往往由类似这样的句子来完成:“他起初想……后来又改了主意……”也就是说,是人物内心的自主对话造成了情节的突转。这一做法在效果上稚拙可掬,回味起来却寓意无穷,《夜行记》最为典型。《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每一句“这种感觉,古今无不同”,即实现一次高效率的时空转换,同时为全篇确立了诗的节奏。《红线盗盒》中,红线这个精灵古怪的小蛮婆,彻底颠覆了象征着等级、官本和男权的薛嵩的权威,这一颠覆也释放出阅读者对“阴暗传统”的攻击快感。《红拂夜奔》(后来长篇小说《红拂夜奔》的雏形)的伪史插叙和故事悬念相映成趣,漫画夸张的人物和精神自由的主题相互彰显。而《舅舅情人》,则是我所见到的关于“暗恋”的小说中最奇特的一部。谁能说清小女孩和王安之间“绿色的爱”到底为何物?作者似乎在说: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之爱,女孩得到了她对此爱的验证,就离开了王安的生活,王安的妻子也得以释放回家与他团聚,还改正了自己爱吃醋的毛病。十足的大团圆结尾。

童话都是大团圆结尾。这一时期的王小波愿意孩子似的相信:阴暗滞重的世界终将没落,美好的自由将如不竭的清泉,洗去人类的贫乏与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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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黄金时代》的诞生,标志着王小波写作成熟期的到来。“时代三部曲”诸篇,以一个个全新之人荒诞而悲观的经历,揭示了权力控制与个体自由的紧张关系——这是千古国人的恒久困境。

关于权力控制的主题,不少当代中国作家已有触及。但王小波与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于:后者多将权力本身描述为“恐怖巨兽”,王小波则描述为“滑稽怪物”;后者侧重表现权力控制对“化内之民”造就的等级秩序、生存恐惧、心理同化力与价值虚无感,王小波则侧重表现权力控制对“个性之人”自由创造力的扼杀、真实人性的扭曲和历史真相的掩盖;后者创造的世界是严肃沉重而窒息可怕的,王小波创造的世界则是荒诞轻逸而毫不可怕的;后者的叙述视点多为无能为力的整体性的平民视点,王小波的叙述视点则是拒绝生活于“设置”之中的个体性的“新人”视点;后者揭示权力横暴导致的“活着”的困难,王小波揭示权力控制导致的智慧的匮乏;后者的核心焦虑是生存与奴役,王小波的核心焦虑是存在与自由;在揭示权力罪孽时,后者的叙述本身或多或少都烙印着“权力巨兽”的精神创伤与思维同构性,而王小波的叙述则隐含了与权力系统迥然相悖的精神路径与价值源泉——以独立运用个人理性和创造力,追寻存在的真实与自由。这样一个克服了重力和恐惧的世界,实是王小波解放性的心理力量的外化。此种力量超乎道德,但其作用却首先是道德性的——它启示读者在妄图统治的“滑稽怪物”面前,首先拥有独立判断的头脑和拒绝服从的勇气。

王小波的成熟期小说有一醒目的特征,即其价值观念和美学趣味的皮里阳秋现象——在经验自由主义的启蒙理性与后现代色彩的叙事技巧之间,在丰饶坚韧的自由意识、批判精神与天马行空的冷嘲热讽、恶意戏谑之间,在意义承担者的品性与玩世不恭者的调性之间,运行着一种欲彰弥盖的反讽的魔术。有犬儒主义者认他为亲戚,有救世主义者以他为犬儒,都是以魔术为实相,被他骗过了。

克尔凯郭尔曾如此解释反讽:“根本意义上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反讽者时时刻刻所关心的是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正如他的严肃中隐藏着玩笑,他的玩笑里也隐藏着严肃;这样,他也会故意装作是坏人,尽管他其实是个好人。我们不得忘记,对于反讽来说,道德的规定其实是太具体了。”

对于反讽者王小波来说,“道德的规定”即是真实而绝妙地捕捉中国精神传统中“自由之敌”的幽灵,及其在历史、现实造作的错乱荒谬,而排除任何的虚矫。因此,他自承的使命不是挽悼与哭泣,而是否定与摧毁。他最终的用意也绝非自证与自炫,而是清算与启示。“谁要是受不了反讽来算清这笔账,啊,那他就太不幸了!作为消极的东西,反讽是道路。它不是真理,而是道路。”“反讽分别是非、确定目标、限制行动范围,从而给予真理、现实、内容。它责打、惩罚,从而给予沉着的举止和牢固的性格。反讽是个严师,只有不认识他的人才害怕他,而认识他的人热爱他。”(克尔凯郭尔语)反讽诉诸幽默,也诉诸超我的、整体性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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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三部曲”中,王小波的想象力显现出不同的形态。“黄金时代”系列带有强烈的怪诞现实主义色彩。中篇小说《黄金时代》有着塞林格式的酷忍顽劣和杜拉斯式的跳跃凝练,长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则是一幅错综繁复的“点彩”长卷。如同西方绘画中的“点彩派”取消线条而以色彩斑点堆积事物的轮廓光影,这两部小说彻底取消了线性叙事,将主人公在“革命时期”的经历,诉诸断珠般的感官印象和意识回溯,卷终,却拼出了一帧帧荒诞苦涩而又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灵魂肖像。准确节制的理性驱驰着极端放纵的感性,造就了这两部作品。诚如作者给友人的信中自述:“在我们这里,假如谁要奉献一点可观的东西,就需要冷静而睿智,同时在内心深处彻头彻尾地疯狂。”

作家追究荒谬时代的运行逻辑和心理机制,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姿态如顽童。《革命时期的爱情》讲述了一个怀抱罗素式哲学态度的主人公,在“文革”时期的荒诞遭遇:生于1951年的王二1974年成为豆腐厂工人,因为女领导老鲁认为他在厕所画了羞辱她的淫画而受到追击,因为他打了监视自己的毡巴而接受女支书X海鹰的帮教。他对女支书交代自己在1957年“大炼钢铁”时看见了紫色的天空,在1966年为武斗的大学生制造投石机砸死了很多人,并和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有一段恋情。在帮教过程中,王二和X海鹰发生了啼笑皆非的虐恋。八十年代这些人重逢之时,对“革命往事”不再当真,一笑置之,对正在投入的庸常生活,亦复如此。这一切使“我”深感悲伤——不为革命时期的战斗和失败,而为根本就“没有战斗,没有失败”,一切不过是没人当真的胡闹。“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一忽儿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形成一个战争场面;一忽儿又被小手一挥,缺胳膊少腿地跌回玩具箱里。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却不是自己的责任。我还没有出世,就已经成了泥人。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没人拿我们当真——而自己拿自己当真又不可能。”更致命的是:亿万人牺牲了青春和生命参与胡闹,谜底揭晓之时,却无人拿自己“不被当真”这件事当真,而只是同样毫不当真地一笑而过,并继续着毫不当真的生活。“革命时期”的“泥人”逻辑已延伸到今天,并可能延伸到未来。历史将在“泥人”的浑噩嘻哈中循环往复。于是,小说终止于这句话:“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真伪之辨,是科学和逻辑学的基本命题。王小波将这一命题置于他小说创作的核心,于是我们看到,主人公一直极尽精确、价值中立地以“科学方法论”经历着他的生活,却如同与一道道古怪的逻辑证明题劈面相逢——演算者竭心尽力遵循科学的步骤,可推导出的合理结论,却与现实提供的荒诞答案大相径庭。当此之际,生活的荒谬本质被突然裸裎,而孵育此类生活的那种精神结构和决定力量,也从出人意料的角度遭遇了追问与袭击。

科学树立了理性的权威,促进人的自由和自治,而使人摆脱宗教、神学、世俗权力对人的控制。C.P.斯诺说:“应当把科学同化为我们整个心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运用于其他部分一样地自然而然。”是的,当科学成为王小波“自然而然”的“心灵活动”而非心灵之外的研究工具时,它便化作他观察现实的视角、立场、价值参照和修辞方法。出身理工农医的中国作家并不少,但与科学之间建立起如此水乳交融的“心灵关系”并发展出独特的文学表达式者,目前唯王小波一人而已。

在此后“青铜时代”所囊括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王小波的叙事走向了诗化、寓言化和象征化。《寻找无双》借助王安寻找表妹无双而不得的故事,探讨谎言社会的共谋式遗忘;《红拂夜奔》则以流氓天才李靖变成皇帝御用工具的故事,表现知识分子在反智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以及“有趣”在权力操弄下变为“无趣”的过程及其文化——心理机制;《万寿寺》则用薛嵩迎娶红线的故事,描述“诗意”的生存状态与传统的阴暗力量之间微妙而剧烈的战斗。

在这些作品中,王小波将他对现实、历史、传统的总体判断毫不生硬地转换成直观、怪诞而欢蹦乱跳的形象,并让其随意出入他的叙事空间。为了保证叙事的自由,他在几乎所有小说里都设置了一个积极的叙事人王二,作为作家自我的一些分身,“王二”的现实状态和心理活动决定了整部小说的叙述内容与时空秩序。

举个《红拂夜奔》的例子:该小说讲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教师王二(他因为做着“在宋词里找出相对论,在唐诗里找出牛顿力学”的“研究工作”,在大学里领一份薪水)在业余时间一边证明费尔马定理,一边写一部关于李靖与红拂的小说。这部“小说”遍布着奇崛怪诞的意象情境和密集强烈的意义指涉,每破译一处,读者便会心微笑一下:关于李靖为了糊口,不得不把费尔马定理的伟大证明写进春宫小人书,以及他毫无功利之心的发明专利最后都被大唐皇帝买了用作杀人的武器;关于李靖为皇帝设计了使人聪明的“风力长安”、使人勇敢的“水力长安”和使人愚蠢的“人力长安”三个建都方案,以及在皇帝故意选择了使人愚蠢的“人力长安”后,他如何完善了使人更加愚蠢的各项制度;关于为了吃香喝辣、甘愿养肥变成皇帝佳肴的“菜人”,以及监控李靖跟踪失利不得不被批量砍头的公差;关于寻找有趣的红拂厌倦了无趣的贵妇生活,却连自杀都得向朝廷申请指标,以及除了假正经就不知如何生活的虬髯公在熬成了扶桑国的总领导以后,变成了一条猥琐阴暗的大扁鱼……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空间,每一条故事线,都是对文明痼疾与现实荒谬的反讽性隐喻,而整部作品,则是关于智慧生命遭受反智权力摧残荼毒的绝妙寓言。

“白银时代”系列是王小波写作生涯中最后的完整作品,叙事的动作性微弱到极点,色调也空前灰暗,这是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决定的——关于“写作”或“创造”本身遭遇阉割的故事。中篇小说《未来世界》、《白银时代》、《2015》和《2010》,事件都发生在未来时代(虽然2015年和2010年对我们已成往事),主人公都是作家、画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其行动内容都是写作、画画这种抽象而静态的行为,但它们却衍生出一种根本的戏剧性——主人公想象和创作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允许”之间永远的冲突。“我们总是枪毙一切有趣的东西。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白银时代》)作家将层出不穷的精神阉割和制度禁忌化身为“施虐/受虐”的刑罚游戏、“常装/易装”的变态嬉玩以及“跟踪/反跟踪”的谍战剧码,将权力控制的专断禁锢化为夸张的仪式和黑色的喜剧。权力的规驯与惩罚,最终由于阳物巨大的受罚者欢天喜地的配合,而成为一场普天同庆的狂欢和事与愿违的捣乱。权力对智慧的围追堵截最终化为玩笑一场。但这却是玉石俱焚的玩笑。从叙事的沉重而轻快的双重性中,我们听到了创造者凋零的悲歌和自由的梦呓。

在王小波最后的日子里,深重的悲观意识主导了他的创作,“自由之敌”成为他唯一的主题。这主题窒息想象,干涸情感,因此,他人生的绝笔,是未竟的《黑铁时代》。从中我们能看到这位伟大的反讽者在孤独无援的苦痛里,最后的抗争与不变的意志,看到他写给未来的遗嘱:即便无处可逃,也要永不屈服。

而听到遗嘱的后来者,则会记起亚里士多德的两句话:“优秀的会成为永恒的。”“个人是可以被信赖的。”正如拉伯雷、但丁之于文艺复兴,狄德罗、伏尔泰之于启蒙运动,鲁迅、胡适之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王小波的精神意义之于当代中国,性质与之相似。他的创造铺就了一条美丽的牵牛花之路,他的启示则成为反智时代清新的解毒剂。在备受激励的新蒙昧主义卷土重来之际,这位理性与自由之子的作品,将继续给拒绝愚弄的人们以智、美、爱的滋养与勇气。

今天是王小波老师诞辰64周年纪念日,

当当特推出《王小波文集八卷本》(裸书脊精装插图典藏版),

让我们缅怀这位人类灵魂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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