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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冷战思维

此次去俄罗斯波兰已值深秋,和夏日的绿与冬天的黄相比,这个季节的东欧色彩丰富得多。草地和大多树木还是绿的,但是在林间已有大片金黄的落叶,落叶树的树叶正在变黄变红,还有一种无名的红果结满枝头,非常可爱。当然,俄罗斯最有特征的还是它的小白桦林,这种树只长在这个国度,别处很少见到。

在圣彼得堡的世界第四大博物馆,我们从早上10点进去,一直到下午6点出来,我的脚上都走出了大水疱,还是乐而忘返。后来还趁空去参观了莫斯科的好几个地铁站,有些建于三四十年代,有大量革命雕塑。尽管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共产党执政,革命时代的遗迹还是随处可见,与现代俄罗斯和谐地融为一体。虽然大多带上了一些调侃的色调。比如在俄罗斯看电视,一个万人观赛的球场上,镜头锁定一个中年男子,身穿一件大红的体恤衫,胸前是金色的镰刀斧头标志,整个一个共产党的党旗嘛。

最令人震撼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整间屋子大小的玻璃窗里,一间全是鞋,男女老少的鞋,一间全是皮箱,一间全是形形色色的碗和饭盆,最恐怖的是一间全是人的头发,其中还有小姑娘的辫子,而旁边就是以人头发为原料织的毯子,呈现出一种说不出的颜色,灰不灰黄不黄的,让人不敢多看。真不敢想象有人能铺或者盖这样的毯子而不呕吐,那是人的头发呀!旁边还有一大批打好的两尺见方的包,里面都是被当年的德国人称为“原料”的头发。看到那些被分类整理放置的犹太人的遗物,深深感到,德国人真变态呀。人得多么变态才能有条不紊地干这种事!

此行一个重要收获是同波兰的中国问题专家石施道(Krzysztof Gawlikowski)先生长谈。这位专家是波兰的东亚问题专家,是一位独立研究者。60年代初曾在中国生活过两年,见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后来还受到过江泽民的接见。他的源于独立研究立场得出的一些观点在波兰并不为公众所接受,但是自有他的道理,许多地方不乏洞见,引起我的共鸣,对我颇有启发。

他盛赞中国改革,认为中国发展得很好,政府应当帮助穷人。他对中国的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快,二是政府有效,三是政府在想办法帮助穷人,而不是让资本完全自由发展,不顾其他阶层的利益。他说: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改革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我发表对中国的看法,大家不爱听,因为他们只想听骂中国的话。

他对波兰改革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这样概括1989年的改变:首先,我们独立了,过去我们是苏联的殖民地,所有的事都要听苏联的。其次,我们有了言论自由,发表什么意见都行,自己选总统,政治上没有限制。第三,在经济上我们走错了路。私有化搞得国家企业纷纷破产,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不应该这样做,给人民生活带来太多的痛苦。他的看法看来能代表一些东欧国家的观点,据说最近普京提出要走中国的道路,当然指的是经济方面。

我们也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波兰的民主搞得并不好,民主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建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过程都经过了一两百年。现在波兰说是实行了民主,可是问我的学生总理是谁,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根本不关心,这就不能说有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多党制不一定好。有人认为多党制可以防止腐败,可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也有腐败。

他特别强调也是我认为最有共鸣的是中西社会的区别问题。他说:每个制度都要有自己的根,西方和亚洲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总是强调斗争、冲突,而亚洲不会,亚洲强调和谐。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公民社会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在西方公民社会是反对国家的,二者的关系是压迫和反压迫的关系,而在东方国家,国家可以领导公民社会。在中国,公民社会有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谓“儒家权威主义”是一种亲和性权威主义的(friendly authoritative)传统。在17-18世纪,欧洲的社会结构是独裁主义的,可是亚洲没有过独裁主义的历史;欧洲的社会是独裁者对单个的个人,而亚洲的社会中一直是有一些社会组织的,比村社组织。欧洲是个人主义的,亚洲是群体主义的。我们西方人不尊重国家,因为国家是压迫个人的;亚洲人是尊重国家的,国家是个人和他们所属的组织的组织者。他这个“国家领导公民社会”的观点很是新颖,很有道理。

他说,西方民主制是行政立法分开的,亚洲社会都做不好这个,这跟各自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应当研究西方的方法理论,但是找到最适合自己传统的方法。中国不要盲目学西方,要走自己的路。西方有殖民传统,自认为白人的西方的制度是最好的。其实东方什么都听西方是不对的,应当找自己的解决办法。很多东方学者对西方的理论传统知道很多,对中国自己的传统反倒不知道。许多人看西方私有制怎么怎么好,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西方的真实情况,也没在那里生活过(石施道因为反对前波兰领导,出走西方,在意大利生活多年,波兰改革后才回国)。

最后,他说,什么理论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只是部分正确。我们社会科学家是画地图的,我们在纸上画出山水土地石头和人,而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还在俄罗斯时得知某人获奖的消息,果然看到有西方学者出来说,这个奖的颁发是西方想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这看法跟石施道的想法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更加激烈的表达。

我对这件事的想法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上并不比西方差很多,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只是文化传统、社会组织方式不同造成的,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与俄罗斯波兰比较,甚至和美国英国挪威比较,我们也不是绝对的落后,而是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对这个授奖用不着那么充满敌意,用不着那么心虚气短。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充满战乱的穷国变成了一个拥有与我们优秀历史传统相符的国际地位的国家,我们气粗得很,而且越来越粗。和他们相比,我们最差的就是言论自由。而钳制言论是由不自信造成的。可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啊。我们的神经没有理由这么紧张啊。中国古话说,防民之口犹如防川,而且现在有了互联网,防不胜防。我们何必要防?所以,给人民言论自由,不要再徒劳无功地在网上屏蔽这个,屏蔽那个,天会塌下来吗?国家会乱吗?不会呀。我们应当把这次颁奖视为西方国家对我国开放言论自由的一个激励,我们努力去改进,中国不就变得更强大,更自由,更民主了吗?说到底,我们跟俄罗斯、跟波兰、跟美国、跟挪威有多大差别?只要把言论自由尺度再放开一些,我们不是在一切方面都和他们一样了,甚至好多方面比他们还好吗?应当到放弃冷战思维的时候了,什么西方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什么苏联变色,我们没变色,这不都是冷战思维吗?为什么不能用文化传统差异的思维取代过时的冷战思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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